被隐瞒的真相：资本主义的内核，从来不是自由民主，而是基督教！

张可亮 · 公众号「文化政治经济学」 · 北京 · 2026-06-14 20:27

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，本质上就是从宗教教义、戒律中脱胎而来的。西方的法律，不过是宗教教义的世俗化表达。

——张可亮

长期以来，当我们谈论资本主义时，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几个耳熟能详的标签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、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。

很多国人，甚至不少专家学者，都把这些制度安排当成了资本主义的“全部”。他们以为，只要照搬了这些制度，就能复制西方的繁荣。

但今天，我还是要用“文化政治经济学”的理论，戳破这个最大的认知幻象：真正的资本主义，从来不是这几个朗朗上口的词汇，它的底色依然是基督教文化，基督教文化渗透到了资本主义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脱离了宗教文化背景去谈资本主义，无异于盲人摸象。

这个真相，却被刻意隐瞒。

一、文化政治经济学原理：理念价值决定规范价值

要认清社会的真相和运转逻辑，首先必须掌握“文化政治经济学”的核心原理：

任何一个社会的文明，都由“理念价值”、“规范价值”和“实用价值”三个层次构成。其中，最核心的理念价值（终极信仰），规定并产生了规范价值（政治与法律制度）。

很多人以为西方的法律是纯粹的理性产物，大错特错！

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，本质上就是从宗教教义、戒律中脱胎而来的。西方的法律，不过是宗教教义的世俗化表达。

比如，西方宪法中“天赋人权”、“人人生而平等”的基石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发现，而是源自《圣经》中“所有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”这一神学教义。当启蒙运动把“上帝”隐去，把“神赋”替换成“天赋”，这套宗教逻辑就摇身一变，成了现代西方的政治规范。

二、资本主义真正起源：不是伦理的升华，而是欲望的解放

既然法律是基督教教义戒律的世俗化，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又是如何诞生的？

很多学者喜欢引用马克斯·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的观点，认为新教伦理赋予了赚钱以道德正当性，从而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。但在我看来，这种说法严重美化了这一过程，只看到了表象的侧面，而没有触及主流的本质。

资本主义产生的真正根本原因，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彻底解放了人的欲望，释放了人的兽性！

在中世纪，基督教用严苛的教义压抑着人的本能；而当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的权威，启蒙运动高呼“理性”时，西方人突然发现：原来人不需要为了虚无缥缈的来世而压抑自己，追求现世的财富、利益和享乐，才是人性的本能！

西方人开始肆无忌惮地追求财富、追求利益，将这种赤裸裸的逐利欲望包装成“自由市场”和“理性经济人”假设。这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动力！

韦伯所说的“新教伦理”，不过是给这种被彻底释放的兽性和贪婪，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道德外衣罢了。

三、被隐瞒的真相：为什么西方刻意隐瞒“宗教底色”？

既然基督教对资本主义如此重要，为什么现在的西方主流叙事，总是刻意淡化这一点，拼命把资本主义包装成纯粹的“理性”、“自由”和“普世价值”？

原因很简单：为了维持其“普世霸权”的合法性，为其全球扩张降低文化阻碍。

如果西方承认资本主义的成功，仅仅是因为特定历史时期、特定宗教文化的偶然产物，甚至承认其底层逻辑不过是“释放欲望与兽性”，那么他们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推销这套制度了。

因为一旦强调宗教底色，必然会遭到非西方文明（如中华文明、伊斯兰文明等）的本能抵触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拥有独立文化传统的民族，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种带有强烈排他性宗教基因的制度安排。

所以，西方必须玩一场“偷换概念”的把戏。他们必须把“基督教”这个特殊的文化前提给抹掉，把资本主义简化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“自由市场”和“民主宪政”。他们刻意隐瞒了资本主义的基督教文化基因，试图让全世界以为：只要在经济上实行自由竞争和在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，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实现繁荣。

这本质上是一种“文明的傲慢”。西方将其原本基于基督教的价值体系普世化了，把“后基督教”的世俗制度和法律包装成超越国家、民族、宗教的“普世价值”。他们打着“捍卫自由、追求民主”的旗号，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器，强行叠加到拥有众多人民的世界之上。

如果不这么做，他们怎么能在全球范围内肆无忌惮地推行“普世制度”？

怎么能对其他国家和民众进行洗脑，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传统，对其顺从和归附？

怎么能在其他国家水土不服、陷入动荡时，进行收割与掠夺？

四、破除幻想，走中国自己隆礼重法的现代化之路

今天，当我们用“文化政治经济学”的理论重新审视西方时，一切豁然开朗。

资本主义不是一套可以随意拆卸、组装的机器。它的“实用价值”（市场经济）和“规范价值”（三权分立），是深深扎根于其“理念价值”（基督教文化）的土壤之中的。

当西方社会逐渐走向世俗化，当“上帝已死”，连韦伯所说的那层“新教伦理”的道德外衣也荡然无存时，资本主义就彻底沦为了纯粹的“资本逻辑”。没有了道德堤坝的约束，被解放的兽性彻底失控，剩下的只有无节制的借贷、金融的疯狂收割，以及内塔尼亚胡那种“邪恶战胜善良”的撒旦信仰。

看清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必须得出一个极其严肃的结论：

中国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法律和法治模式！

西方法治的底色和土壤是基督教，而中国的土壤完全不同。中国自古就有“隆礼重法”的优良传统，中国的法律，理应与中国传统的“礼治”深度契合。而这种礼治，正是儒释道三家思想交融后沉淀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。

因此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，中国的政治法律建设必须在“第二个结合”（我称之为“第三次飞跃”）的指引下，实现与本土传统文化的有机契合。只有立足于中华文明“天人合一”、“民惟邦本”的文化内核，我们才能构建出既有现代治理效能，又符合中国人伦理情感的新型法治体系。

资本主义的底色是基督教，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，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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